时间：2023-05-06 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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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一、法定犯的观点 （一）法定犯的行政违法性（二）法定犯的刑事违法性（三）法定犯的行政附属性二、法定犯的性质（一）法定犯脱胎于古罗马法中的克制恶看法（二）法定犯淬炼于刑事实证学派的自然犯理论（三）法定犯融合于近代德国刑法中的行政犯观点三、法定犯的界定（一）法定犯的特征（二）法定犯的组成要件（三）法定犯的行政认定一法定犯的观点法定犯又称为行政犯，是指违反行政法例，侵犯刑法所掩护的法益，情节严重的行为，法定犯具有刑事和行政双重违法性。双重违法性首先是指对行政法例的违反性，因而法定犯具有行政违法性；其次，法定犯侵犯刑法所掩护的法益，因而具有刑法违法性。
（一）法定犯的行政违法性法定犯是与自然犯相对应的观点，法定犯的观点容易引起混淆，凭据罪刑法定原则，无论是法定犯还是自然犯，都只有在《刑法》明文划定的情况下才气组成犯罪。法定犯所谓的“法定”是指违反行政法例前置条件的划定；如果没有违反行政法的划定，也就不存在法定犯。
而自然犯则与之差别，自然犯并不存在违反行政法例的内容，而是在刑法中被直接划定为犯罪。相对于自然犯来说，法定犯具有双重违法性，自然犯具有单一违法性。例如，《刑法》第225条划定的非法谋划罪，以违反国家划定为组成要件的规范要素，“国家划定”主要是指违反行政许可法、金融外汇划定或者其他执法，如果没有违反上述行政法例，就不行能组成非法谋划罪。
刑法第114条、第115条划定的纵火罪不存在违反行政法例的问题，而与纵火罪相对应的失火罪，需要凭据是否违反相关行政法例，以确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失。此种情况下能否认为失火罪是法定犯？谜底是否认的，因为法定犯组成要件的行为自己违反行政法例，而在过失犯的认定尤其是业务过失犯的认定中，虽然也要考察是否违反行政法例，但这里的行政法例只是过失犯预见义务的凭据，而不是过失行为具有行政违法性。
此外，不作为犯的司法认定也要判断作为义务的泉源，因为在过失犯和不作为犯的司法认定中，过失和作为义务的判断需要考察是否违反行政法例，因而把过失犯和不作为犯都归入法定犯的领域，这一看法显然是不能建立的。事实上，过失犯和不作为犯是法定犯还是自然犯，取决于与其相对应的居心犯和作为犯，如果居心犯和作为犯属于法定犯，与之相对应的过失犯和不作为犯也属于法定犯。《刑法》第201条划定的逃税罪是法定犯，在逃税罪中有作为和不作为两种方式，两种行为方式都属于法定犯。凭据刑法条文罪状是否明文标识违反行政法例，可将法定犯分为显性法定犯和隐性法定犯。
法定犯的行政违法性，在通常情况下《刑法》是有明文划定的，例如划定为“违反国家划定”、“违反执法划定、行政法例”等，另有的法定犯以未经许可等形式标识行政违法性。然而，某些法定犯在刑法条文罪状中并没有表述违反行政法例，可是从这些犯罪的组成要件来思量，它是以违反某种行政法例为前提的，进而也可以将这些犯罪归属于法定犯。对于隐性法定犯的划定主要是因为这些行为从内容来看也是违反行政法例内容，凭据行政法例的划定来确定组成要件的内容。
例如，凭据《刑法》第223条的划定，勾通投标罪是指投标人相互勾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情节严重的行为。该罪刑法条文的罪状并没有明确划定《投标法》这一行政违法要素，然而《投标法》是勾通投标罪的前置法，如果没有违反《投标法》，那么勾通投标行为则不会组成勾通投标罪。
因此，勾通投标罪属于典型的法定犯。（二）法定犯的刑事违法性法定犯虽然具有行政违法性，然而并非所有行政违法行为都一定组成法定犯，只有那些情节严重应当受到刑法处罚的行为才被立法机关划定为法定犯。
因此，法定犯作为一种犯罪类型具有刑事违法性。自然犯是与法定犯相对应的，自然犯也称为刑事犯，刑事犯是一个比力容易引起误解的观点，似乎只有自然犯才具有刑事性，而法定犯则没有刑事性，其实两者都具有刑事违法性。
在当今世界各国，刑法的立法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第一是刑法典，第二是单行刑法，第三是隶属刑法。其中刑法典划定的是普通犯罪，绝大多数是自然犯；单行刑法例定的是特定主体，特定地域或者特定领域的犯罪；隶属刑法例定的是法定犯。因此，从世界各国的立法来看，法定犯主要存在于隶属刑法中，如侵犯商标犯罪划定在商标法中，侵犯专利犯罪和侵犯商标犯罪属于典型的法定犯。我国刑法接纳的是统一的刑法典模式，除了刑法典以外，没有隶属刑法，单行刑法也极为稀有，所有的犯罪都毫无破例的划定在刑法中。
在这种情况下，刑法典就成为法定犯和自然犯配合的执法载体。我国刑法中的法定犯主要漫衍在刑法分则第二章、第三章、第六章、第九章中。
其中危害公共宁静犯罪大多为自然犯，但在责任事故犯罪中存在某些法定犯，第三章划定的经济犯罪基本都是法定犯，第六章划定的社会治理秩序罪包罗了一定数量的法定犯，第九章划定的渎职罪存在某些法定犯。因此从我国刑法分则的划定来看，除了第三章经济犯罪都是法定犯，其他章节的犯罪同时包罗法定犯和自然犯，也就意味着法定犯和自然犯同处于某一个章节。例如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七节划定的毒品犯罪，毒品犯罪大多为自然犯，但也包罗个体法定犯，例如《刑法》第355条划定的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罪属于法定犯，该罪的主体是依法从事生产、运输、治理、使用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人员，在该罪的组成要件中，包罗了违反划定这一组成要件要素，这里的违反划定主要是指违反国家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治理法例的划定。从我国刑法对法定犯的划定来看，除了纯粹的或者纯正的法定犯以外，另有以下两种立法现象值得注意：第一，同一性质的行为划分划定为自然犯和法定犯，例如《刑法》125条划定非法制造、买卖枪支罪是自然犯，而《刑法》126条违规制造、销售枪支罪是法定犯，后者以违反枪支治理划定为前提，也就意味着在我国刑法中，同一种买卖、制造枪支的行为是凭据是否违反行政法例划分设定为自然犯和法定犯两种犯罪类型。
第二是法定犯和自然犯的竞合，是指具有法定犯和自然犯的双重属性，例如《刑法》第266条划定的诈骗罪属于产业犯罪，是自然犯；同时刑法又在经济犯罪中划定经济诈骗罪例如条约诈骗罪，条约诈骗罪是指经济运动中，违反条约法的划定，以签订推行条约为欺骗手段，骗取条约相对人的财物的行为。条约诈骗罪是以违反条约法为前提，因而具有行政违法性，属于法定犯。同时条约诈骗罪又是一种诈骗类的犯罪，具有自然犯的性质，因此条约诈骗罪具有法定犯和自然犯的双重属性。应当指出在现代社会中，法定犯主要是经济犯罪，因此法定犯罪和经济犯罪这两个观点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经济犯罪是独立的犯罪类型，首先是在经济法例中被划定为违法行为，是一种经济上的行政违法行为，同时又被刑法例定为犯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犯罪具有法定犯的特征。经济犯罪与法定犯的关系而言，经济犯罪都是法定犯，但法定犯不都是经济犯罪，因此法定犯观点的外延大于经济犯罪。经济犯罪之所以法定犯，主要是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行政权力对于经济的规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泛起了大量的经济行政法例，因此经济犯罪具有了法定犯的特征。可是在我国刑法中，法定犯除了经济犯罪之外，还包罗一些其他类型的犯罪，例如《刑法》286条之一划定的拒不推行信息网络宁静治理义务罪，其是指网络服务提供者不推行执法、行政法例划定的信息网络宁静治理义务，经羁系部门责令接纳纠正措施而拒不纠正的，情节严重的行为。
这是一种妨害社会治理秩序的犯罪，从执法上来说此罪是典型的义务犯，而这种义务是执法、行政法例所设定的，而本罪是以违反网络宁静治理义务为前提，因此本罪属于法定犯。那么由此可见，我国刑法中法定犯漫衍规模是比力广泛的，而且从罪名的数量上来说，也占有很大的比例。因此，我们需要对法定犯予以充实的关注。
从司法实践情况来看，法定犯的组成要件是比力庞大的，往往和一定的行政法例有密切联系，因为法定犯存在行政违法性，某种行政法对法定犯来说是前置法；在认定法定犯时，不仅要相识刑法的划定，而且要相识前置法的划定，只有这样才气正确的认定法定犯。（三）法定犯的行政附属性法定犯从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为行政犯，因此，法定犯中包罗了一定的行政要素。在某种意义上说，法定犯是行刑竞合，即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竞合。
行刑竞合的现象也可以说在法定犯的组成植入了行政要素，差别于自然犯罪的单一结构。法定犯是行政要素和刑事要素相联合的复合结构，在法定犯的结构中，包罗了某种行政要素。行政附属性是指附属于行政法例，而法定犯的行政附属性是指在判断犯罪建立需要参考依据行政法例的划定。
行政附属性是客观存在的，只有认可行政附属性，才气科学的展现法定犯的性质。进一步分析牵涉到刑法和其他部门法关系的问题，刑法在整个执法体系中的职位是十分奇特的，其他部门法之间是凭据调整的社会关系性质来划分的，只有刑法是凭据调整手段划分的。刑法是其他部门法的制裁气力，刑法所划定的犯罪行为都是违反其他执法规范，因而具有严重的法益侵害性，而被刑法例定为犯罪。因此，刑法和其他部门法不是平行并列关系而是前后位阶关系。
刑法和其他部门法的关系存在刑法附属性和刑法的独立性两种看法。主张刑法独立性的看法又被称为刑法独立性说，这种看法认为不能把刑法简朴地归结为其他执法的制裁措施，单个执法规范因划定刑事制裁而称为刑法例范时，就与其他刑法例范联合成为一个整体，该规范的适用工具和规模也要随着刑法所特有的性质和需要而改变。因此，刑法独立性说强调刑法例范的整体性和独立性。
而刑法附属性说则认为作为制裁措施，刑法例范确实有增强其他执法规范的克制性下令作用，为了能够理性防止在刑法方面滥用立法权，有须要对适用刑事制裁评估或者坚持刑法辅助性原则，因此这种看法认为，划定在隶属刑法中的刑法制裁条款，更倾向地认为附属于有关的行政法。现在刑法学界的通说是刑法独立性说，只管刑法和其他部门法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但还是认为刑法对犯罪的划定独立于其他执法和行政法例的性质。固然，刑法独立性说也不排挤在法定犯中存在一定水平的行政附属性，这是在刑法独立性框架下的行政附属性。由此可见，刑法独立性和法定犯的附属性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法定犯的行政要素对于法定犯来说具有限制性能，因为法定犯以行政违法性为前提，因而行政要素具有限制入罪的性能，可以将那些没有违反行政法例的行为或者情节轻微的行政违法行为清除在犯罪之外。在行政法例中，一般都有刑事责任追究的提示条款，这些提示条款对于法定犯具有犯罪的标识作用，在存在行政违法性的前提下，把行政要素对于法定犯组成要件要素的规制性能，而行政法例对于行政犯的认定提供了行政违法的尺度，从而充实了法定犯的组成要件。从理论上来分析，法定犯的行政附属性分为消极的附属性和努力的附属性，法定犯的消极行政附属性又被称为出罪的附属性，即没有违反行政法例就不能组成法定犯。法定犯的建立具有对行政法例的依赖性，就法定犯而言，违反的行政法例对于犯罪建立具有至关重要作用。
但不能反过来说只要违反行政法例就一定组成法定犯，违反行政法例是否组成法定犯还要凭据执法和司法解释。对于法定犯的行政附属性来说，没有违反行政法例就不行能组成行政犯，这就是所谓的法秩序统一原理，即不能将行政法上认为是正当的，而在刑法上认为是犯罪，因此法秩序统一原理对于法定犯的适用是很是重要的。例如以转让公司股权的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行为，公司法对此并没有克制性划定，因而是正当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把这种转让行为认定为《刑法》288条划定的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否则就违反了法秩序统一原理。
因此说行政法例有限制法定犯入罪的性能，纵然某一行为在行政法上是违法，也不能直接认为该行为组成法定犯，还要凭据刑法和司法解释划定举行独立判断。法定犯除了消极的行政附属性，还存在努力的行政附属性，也可称为入罪的努力附属性，其是指法定犯的组成要件具有对其所违反的行政法例的依赖性，这可称为组成要件的附属性。
在法定犯的组成要件中存在规范要素，即违反行政法例，因此行政法例在一定水平上塑造了法定犯的组成要件。另外法定犯组成要件中的观点解释都要凭据行政法例的明白，这就是观点上的附属性。固然，观点附属性也存在破例，例如刑法中信用卡的观点和金融法例中信用卡的观点是差别的，这种必须在执法或司法解释有明文划定；没有明文划定，这两个观点应做同一明白。法定犯往往存在接纳空缺罪状的立法技术，这种空缺组成要件需要运用行政法例予以填补，因此行政法例起到填补规范的功效。
只有通过填补规范，才气真正相识该组成要件的全部内容，这就是法定犯组成要件附属性的应有之义。在法定犯的组成要件中，存在行政违法性，这一要素在法定犯的组成要件中起到很大作用。正是因为法定犯具有行政违法性和刑事违法性双重属性，因而法定犯的组成要件远比自然犯的组成要件庞大，这也为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法定犯带来一定难题。在这种情况下，认定法定犯一定要参照相关的行政法例，只有这样才气正确认定法定犯。
二法定犯的性质如何明白法定犯的性质及规范内容，其性质需与自然犯举行对比后予以明确，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对法定犯的明白是与对自然犯的明白同时举行的。因为法定犯并不是一个伶仃的观点，它是与自然犯相伴生而存在的，因而只有正确的明白自然犯的性质，才气在对应的意义上深刻的展现法定犯的性质。（一）法定犯脱胎于古罗马法中的克制恶看法法定犯和自然犯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在古罗马时代存在自体恶和克制恶的看法。所谓的自体恶，是指某种行为的恶是与生俱来的，是行为自己所自带的，由自体恶所组成的犯罪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然犯。
所谓的克制恶，是指某种行为的恶是因执法的克制性划定而发生，而不是其所天然具有的，这种克制恶所组成的犯罪就是我们所说的法定犯。因此法定犯最初的思想渊源来自克制恶的观点。自体恶和克制恶的主要区分在于是否违反伦理看法。
建设在自体恶基础上的自然犯，其自己具有伦理上的恶；而建设在克制恶基础上的法定犯，其自己则不具有伦理上的恶，因此法定犯在性质上差别于自然犯，法定犯与执法而不是伦理具有天然的关联性。对于法定犯，一般从克制恶的意义上去明白它的性质，例如偷窃罪和诈骗罪都是所谓的自体恶，这些犯罪属于是产业犯罪，是无对价的取得他人产业，侵犯他人产业权利的行为。
而法定犯原来是正常的谋划行为或社会行为，只是因为国家为了实现某种政策目的或者经济目的，通过行政法对这种行为予以克制并在刑法中划定为犯罪。例如我国《刑法》第225条划定的非法谋划罪，是将某种谋划行为划定为犯罪；此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议》划定的骗购外汇罪，就是将违反外汇治理法例向金融机构购置外汇的行为划定为犯罪，也就是说行为人自己花钱去买外汇，原来是外汇的买卖行为，但因为违反了外汇治理法例，因而将这种出钱购置外汇的行为划定为犯罪。由此可见，我国刑法中关于法定犯的划定是建设在克制恶的基础上的，其犯罪性质与偷窃罪、诈骗罪等自然犯完全差别。
相对来说，这种自然犯对社会的危害性比力大，因此在刑法中应当设置更重的法定刑，而法定犯的社会危害性比力小，因此在刑法中应当设置较轻的法定刑。因此自然犯和法定犯在性质上的区分，对于刑法的立法、司法以及治罪量刑都有重要的意义。（二）法定犯淬炼于刑事实证学派的自然犯理论18世纪的欧洲存在刑事古典学派和刑事实证学派之争，刑事古典学派主要是从执法上界定犯罪，它展现了犯罪的侵害法益性质，例如贝卡利亚、费尔巴哈等人，都是从抽象的执法上界定犯罪。
对犯罪的这种明白建设在行为刑法的基础上，更强调犯罪和执法（这里的执法主要指刑法）之间的关联性。而刑事实证学派从行为人出发，联合社会现实对犯罪举行考察，展现了犯罪的社会性和生物性，例如意大利犯罪学家龙勃罗梭提出了人类犯罪学的思想，强调犯罪的本质是一种遗传现象。在龙勃罗梭之后，意大利另一位犯罪学家加罗法洛从社会法位的实质出发，对犯罪举行研究，提出所谓自然犯罪原理，其犯罪理论的焦点观点就是自然犯罪。
这里的自然犯罪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然犯，因此自然犯的犯罪理论在加罗法洛的犯罪学中获得了充实研究。加罗法洛对自然犯的明白，从龙勃罗梭的生物异常论转向了道德异常论。加罗法洛认为，自然犯罪的本质在于道德异常，他把犯罪人界说为缺乏恻隐和正直这两种基本利他情感的人，在加罗法洛看来，自然犯是侵害上述两种道德情感实施犯罪的人。严格来说，加罗法洛并没有明确提出法定犯这一观点，而只是在与自然犯相对应的意义上讨论了那些没有列入自然犯领域的犯罪，这种犯罪的特点是与国家的特定情况有关，而不具有行为人的道德异常。
因此加罗法洛将这些自然犯罪以外的犯罪称为法定犯罪。固然，这里所说的法定犯罪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法定犯并不是一个观点。我们今天所说的法定犯中的“法”指的是行政法，而加罗法洛所说的法定犯罪中的“法”主要是指刑法。可以说在中世纪的刑法中，犯罪基本上都是自然犯，因为其时市场经济还不蓬勃，国家对经济运动举行干预的现象较少，且其时的行政法也不蓬勃，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存在我们今天所说的具有行政违法性和刑事违法性双重属性的法定犯。
固然，加罗法洛的自然犯罪原理可以从反面为我们认识法定犯提供某种思想配景和看法支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加罗法洛虽然驻足自然犯罪理论，但其思想对我们明白现代刑法中的法定犯，尤其是明白法定犯的性质具有参考价值。（三）法定犯融合于近代德国刑法中的行政犯观点真正和现代刑法中的法定犯比力靠近的是近代德国刑法中的行政犯观点，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法定犯观点主要来自于德国。德国在18世纪泛起从警员国到法治国的转变，在警员国的配景下，警员在一定规模内行使刑罚权，由此发生了所谓“警员犯”的观点。其时德国著名的刑法学家费尔巴哈认为犯罪可以分为两类，即刑法上的犯罪和民法上的犯罪。
这里的民法上的犯罪实际上是指警员犯。费尔巴哈指出，国家有权通过警员法间接的对其目的施加影响，认可国家对违反特定的警员法的行为以刑法加以威慑，由自然发生了违法违警这一观点。
这里所说的警员法，实际上是现代行政法的雏形，因此警员犯实际上就是现代的行政犯，行政犯就是在这一历史配景下发生的。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家行政治理规模不停扩大，国家行政职能不停增加，大量行政法例出台，因而违反国家行政法例的行为随即涌现，对这些行为举行行政处罚，在行政处罚的基础上泛起了所谓的“行政刑法”，而行政犯的观点就是随着行政刑法而发生的。固然，在我国的执法语境中，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是两种差别性质的处罚，行政处罚的主体是行政机关，应当受到行政处罚的行为是行政违法行为，而刑事处罚主体是司法机关。
然而在西方国家的执法语境中，行政机关并没有剥夺和限制人身权利和产业权利的处罚权，只有司法机关才有这种处罚权，因而违反行政法例的行政犯是在刑法中加以划定，并作为犯罪予以处罚的，这就是所谓的行政犯。行政犯被认为和刑事犯存在区分，固然，二者如何区分存在争议。厥后，行政犯的观点逐渐与法定犯的观点合二为一，不再区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法定犯这一观点是随着执法的不停演变而发生，在古代社会和中世纪不存在法定犯，其时刑法中的犯罪主要是自然犯，只是在近代泛起了行政法，国家使用行政权力对社会经济生活举行规制的情况下，泛起了违反行政法例应受处罚的行为。这种行为逐渐从行政犯转化为法定犯。某种意义上，现代刑法中法定犯在犯罪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可以说，法定犯的大量增加是现代刑法的重要特征。
北京大学储槐植教授曾提出“法定犯时代已经到来”这样一个命题，对我们正确明白法定犯的时代意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以上是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对法定犯的性质所作的说明，可以说，虽然在古罗马时期就有克制恶这一看法，但法定犯作为一种执法现象，则是到了近代及现代才真正确立。
二者相比，法定犯是一种新型的犯罪，自然犯是一种比力古老的犯罪。随着社会的生长及国家对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举行行政干预的不停生长，法定犯会越来越多，因此我们需要从理论上关注法定犯。
三法定犯的界定（一）法定犯的特征法定犯具有差别于自然犯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法定犯的变更性。相对来说，自然犯具有稳定性。无论何种社会形态和政治体制，诸如防火、杀人等行为都市被划定为犯罪，这些并不以执法的变换为转移。
而法定犯之所以为罪，是由于执法的克制性划定，因此具有变更性。这体现在两点：第一，法定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更。
这种变更性尤其体现在经济犯罪领域，它会随着经济生活的生长而发生迅速的变化。好比买卖外汇行为，在1997年《刑法》修订之前，是法定的犯罪行为，可是97《刑法》取消了套汇罪，不再作为犯罪处置惩罚；受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的对外汇管制开始收紧，于是颁布了《关于惩治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议》，又将买卖外汇划定为犯罪，以非法谋划罪论处。第二，法定犯凭据国别差别显示出差别的特点。由于各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存在差异，关于法定犯的划定也出现出较大的差别，在一国正当的行为可能被其他国家划定为犯罪行为。
二是法定犯性质的转化。值得注意是法定犯的自然犯化；法定犯与自然犯存在两个区分尺度，一是形式尺度，看行为是否违反行政法例；二是实质尺度，看行为是否具有伦理违反性。
法定犯不具有伦理违法性而具有行政违法性。只有同时运用两个尺度才气准确区分法定犯与自然犯，法定犯是存在组成要件的规范要素而且不具有伦理违反性的犯罪。可是要注意，伦理的尺度随着社会的生长而变迁，而非一成稳定的。
某些法定犯可能随时代生长逐渐具备伦理违反性，因之转化为自然犯。关于法定犯的规范性，是指法定犯存在组成要件的规范要素，这是其与自然犯的重要区别。例如居心杀人罪的组成要件，在四要件的犯罪组成体系中表述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但在三阶级的理论体系中，表述为剥夺他人生命。
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差别，是因为在四要件体系中，违法阻却事由并非犯罪建立条件，不属于四要件之一，因而需要在居心杀人罪的客观条件中将正当杀人等行为清除在外；在三阶级体系中，违法阻却事由是在违法性层面予以思量的，因此包罗正当的杀人行为在内的杀人都是切合该罪名的组成要件。可是，纵然依四要件理论，违反执法划定也并非组成要件的规范要素，而是判断杀人行为是否正当化的凭据。（二）法定犯的组成要件1.法定犯组成要件的规范要素这里的规范要素是指违法执法、行政法例。行政违法性是法定犯建立的前置性条件，考察行政违法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大部门法定犯的行政违法性，刑法分则都有明确划定，因而是详细犯罪的组成要件要素，即组成要件的规范要素。大部门法定犯都是显性的法定犯，从刑法分则对法定犯组成要件的规范要素的划定方式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违反国家划定”是最常见的表述，这种情形并不详细阐明违反的何种国家划定。如非法谋划罪。
关于如何明白“国家划定”，《刑法》第96条明确，“本法所称违反国家划定，是指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执法和决议，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例、划定的行政措施、公布的决议和下令，”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例不在此列。在这里，“国家划定”可以分为下令性划定和克制性划定。在违反下令性划定的场所，可能组成不作为方式的法定犯。
例如逃税罪，纳税人不推行纳税申报义务从而逃避缴税。在违反克制性划定的场所，可能组成作为方式的法定犯。
例如《刑法》第151条第三款划定的“走私国家克制收支口的货物、物品罪”，是指走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等国家克制收支口的其他货物、物品的行为。第二，违反详细的国家划定。例如《刑法》第228条划定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明确指出该罪是违反土地治理法例。第三，违反行政许可（既包罗国家执法设定的许可，也包罗国务院的行政法例设定的许可），是违反国家划定的特殊体现形态，法定犯的组成要件规范要素的重要体现。
凭据《行政许可法》第2条划定，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凭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运动的行为。行政许可主要分为普通许可和特许两类。前者是以事前监视治理的方式，通过设定一定的准入条件来实现增加某种经济社会运动宁静性的功效，申请人只需到达一定条件均可平等获得特定资格；特许的功效则在于保证国家通过垄断到达对某种资源的行政干预，以实现设置资源的设置资源目的，经由特许的权利在某些情况下具备一定的物权属性。
由此可见，违反普通许可的行为具有破坏国家治理秩序的性质，而违反特许的行为不仅破坏了国家治理秩序，还另外具备侵害国家或他人产业权的性质。因此，这两类行为虽都属于法定犯，但在《刑法》中设置的罪名是有差别的。违反特许的罪名，例如“非法采矿罪”，是指违反矿产资源掩护法的划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擅自进入国家计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和他人矿区规模采矿的，擅自开采国家划定实行掩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经责令停止开采后拒不停止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行为。
这里就明确了，非法采矿行为不仅是违反了矿产治理法例，而且还展现了其侵犯国家对矿产资源的特许制度。违反普通许可的罪名，如“非法行医罪”，是指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行为。这里，行医资格就是一种普通许可，公民只需到达法定条件即可获得之。
值得注意的是，《刑法》第225条划定的“非法谋划罪”，条文划定虽然以“违反国家划定”为规范要素，可是几种详细的非法谋划行为往往都具有违反行政许可的性质。例如第（一）项，未经许可谋划执法、行政法例划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行为；第（三）项， 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谋划证券、期货、保险业务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行为。另外应该引起重视的一点是，法定犯的组成要件的规范要素虽然是客观要素，但也要求行为人对于这些规范要素的具备一定认识，这就涉及到行为人对其违反行政法例的“明知”问题。
实践中，例如知识产权犯罪，犯罪主体大多为具备专门知识的从业人员，对于相关法例应当是具有主观明知的，这可以通过推定得出结论，除非存在反证；但也不清除在个体情况下，行为人会发生对违反行政法例定的法定犯的规范要素的认识性错误，可是这种认识错误差别于“违法性认识错误”，仍属于组成要件要素认识错误，可以据此否认犯罪组成。2.法定犯组成要件的事实要素关于法定犯的组成要件的事实要素，《刑法》中部门条文划定接纳空缺要件的方式，这时需要以行政法例的内容来填补。主要分为两种情况：其一，部门空缺的组成要件。
例如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门路交通治理法例，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产业遭受重大损失，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这里提到了违反交通治理法例这一规范要素，但对事实要素只是划定了却果，未对行为要素举行划定。此时，要参照交通治理法例的内容举行填补。其二，完全空缺的组成要件。
主要体现在兜底条款的划定中，例如非法谋划罪，其中第（四）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谋划行为。这种情形下，在适用填补划定时如果操作不妥，就可能有违罪刑法定原则。
实践中也简直存在一定的滥用情况，如果把所有违反行政许可的行为都作为此罪第（四）项的规制工具来处置惩罚，将会使非法谋划罪成为事实上的“口袋罪”，此处应慎重看待，严格限定入罪规模。（三）法定犯的行政认定法定犯的组成要件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在认定犯罪时，相关的行政部门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在法定犯的司法认定中，一般都存在“行政认定”，是指行政部门在刑事诉讼中向司法机关移送或出具的对案件专业性所做的结论或者意见，成为指控犯罪的凭据之一。比力常见的情况泛起在证券类犯罪的案件中，证券监视治理部门就相关专业问题（如价钱敏感期、内幕信息、知情人等事实问题）出具的认定函；在重大责任事故罪案件中，宁静主管行政部门出具的责任事故认定书；在交通肇事案件中，交通治理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等。
这些文件都具有行政认定的性质。关于对“行政认定”外延的明白，包罗两种：一是，行政部门在行政执法历程中，对某些行政违法事实所做的认定、结论和处罚决议等。
有大量的法定犯是首先由行政部门处置惩罚后移送给司法机关，如交通事故案件。二是，司法机关在案件管理历程中，对某些专业性的问题向行政机关咨询，行政机关对某些事实和执法问题举行解答，这些解答也是一种行政认定。与自然犯的认定差别，法定犯的认定历程中受到了行政认定的庞大影响，这是在刑事辩护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对此要全面、辩证的看待：一方面，行政认定对于法定犯的司法认定具有一定努力作用。事实上，司法认定难以完全脱离行政认定，实践操作比力难题，甚至不行能。
好比，交通事故案件中，脱离了交通事故认定文书，案件就无法继续管理。可见，法定犯的认定对行政认定具有一定的依赖性。另一方面，如果法定犯的司法认定对行政认定“言听计从”，丧失独立的司法判断、事实判断，就会导致刑事审理完全形式化，沦为无意义的法式傀儡。
这对保司法的独立审判和保障被告人的正当权利都是极为倒霉的。对于这一问题，许多学者都做了大量理论研究，其中陈瑞华教授提出了“行政非法事实与刑事非法事实认定的条理理论”，不能直接依据认定“行政非法事实”的质料直接认定“刑事非法事实”，此看法颇具合理性，值得思考。
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历程中形成的事实认定和处罚决议质料对于刑事诉讼只具有参考价值，不能被直接采取；必须经由质证和实质的审理才气转化为认定法定犯的证据质料。在某些情况下，行政机关就司法机关咨询的问题所给出的专业意见也不能被完全采取，应该先做详细的分析，才气对案件作出正确处置惩罚。例如于润龙非法谋划案。行为人在未黄金谋划许可证的情况下，收购贩卖黄金，涉嫌非法谋划罪；案件管理历程中，国务院发文取消了黄金收购许可制度，公安机关向央行咨询意见，复函认为取消黄金收购许可的划定不适用于小我私家；据此，一审讯断认定了被告人的非法谋划罪；二审讯断认为，国务院发文取消了黄金收购许可制度，根据现行划定，被告人的谋划工具不属于未经许可谋划执法、行政法例划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行为，不组成非法谋划罪。
由此我们认为，行政机关就某些执法问题所给出的意见虽然对于司法机关认定法定犯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不能被完全采信，司法机关应凭据对执法的明白举行独立的司法判断，保持独立的态度。 综上，法定犯是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的竞合，关于刑事违法的部门涉及到事实认定和对行政法例的明白。
尤其是，有一些法定犯的案件事先经由了行政查处法式，行政机关对于行为人行政违法事实举行了认定、甚至已经举行了行政处罚；这些质料对之后的司法认定会带来不行制止的影响；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些质料只能起到参考作用，司法机关不能直接将其作为刑事证据采取。然而，现在刑事证据的分类体系还是主要依据自然犯罪的理论基础建设起来的；我们要看到，法定犯的刑事诉讼运动具有差别的特点，随着未来法定犯在犯罪运动中的占比逐渐提高，未来的证据分类理论和诉讼法式也必须随之调整革新。
文字整理 | 谷东坡、谢彩虹、张华伟，转自河南韬涵状师事务所凭据2020年北京大学520刑事辩护云课程录音整理泉源：北大执法信息网如需转载须联系作者并取得授权，要特别注明作者和出处泉源！免责声明：文字仅供学习、交流使用，不具有任何商业用途，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问题请实时联系我们以作处置惩罚。本声明未涉及的问题参见国家有关执法法例，当本声明与国家执法法例冲突时，以国家执法法例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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